邓小平在晋冀鲁豫根据地的群众工作思想探析

发布时间：2022-06-21    来源: 天津先锋网    作者：佚名

　　晋冀鲁豫根据地是全面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敌后开辟的重要根据地。七七事变后，中国共产党依据形势变化，分批次在华北实行战略展开，先后在晋冀豫、冀鲁豫地区开辟根据地。1941年 7-8月，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成立，下辖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四个行政区。到1944年，晋冀鲁豫根据地面积已达 60多万平方里，下辖 198个县，人口 2500多万。

　　在华北地区开辟根据地的过程中，八路军“以山地为支点，逐步向平原发展”，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然而，在转向平原开辟根据地时，一些人有所顾虑：“从山地到平原，各方面的条件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支人民军队‘靠山起家、靠山吃饭’，长期在南方和北方的山区转战，没有在平原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根据地的经验。”如何看待这种顾虑？如何在平原地区有效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先后担任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一二九师政委，后又兼任中共中央太行分局书记、代理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的邓小平，领导晋冀鲁豫根据地的党政军各项工作，在建设、管理根据地的过程中，进行了深入思考和实践，形成了关于开展群众工作的一系列思想。他指出，解决问题的关键是做好群众工作，“现在有的人说平原游击战是不可能的，更是难以持久，理由是华北大平原无天险可守，像冀南，冀中，冀鲁豫……都没‘井冈山’……但是我们共产党人一贯相信广大的人民群众才是我们的最大靠山和力量的源泉。只要把群众发动起来，就会形成‘一座高山和一片大海’，这些高山大海就可以把日寇围困起来，把他们置于死地”。邓小平关于开展群众工作的思想为根据地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丰富了党的群众路线的内涵，具有重要的意义。当前学界对邓小平群众工作思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后，故本文拟通过历史文献的总结梳理，对全面抗战时期邓小平在晋冀鲁豫根据地的群众工作思想作一探析，以期深化相关问题的研究。

　　一、群众支持是根据地发展壮大的首要条件

　　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深入敌后开辟抗日根据地，展开艰苦卓绝的斗争，逐渐站稳了脚跟，打开了局面，这其中的关键是得到了人民的支持和拥护。邓小平认为，群众支持与否是根据地存亡的关键，因此，尊重和相信群众，密切联系群众，紧紧依靠群众，做好群众工作，得到群众广泛支持，是根据地巩固发展壮大的首要条件。

　　（一）深刻指出取得群众支持对在平原地区开辟和建设根据地的重大意义

　　七七事变后，国民党军队不断败退，华北平原大部分县城和交通线被日本军队占据。1938年 4月，中国共产党审时度势，作出重要战略决策，将原在山西山区的八路军三大主力分别向河北和山东的平原地区挺进，开辟新的抗日根据地。

　　如何在华北平原建立根据地，对中国共产党来说是一个新的挑战。抗战初期，中国共产党的作战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以及向平原发展游击战争，但着重山地”。面对从山地到平原的转变，一些同志有顾虑，其中一个主要问题是，“游击队在平原上的活动。自然没有像山地那样多的地形上的便利，相反的，敌人的机械兵种或骑兵，倒有较便利的条件了”。有的干部因为没有经验而缺乏自信：“能否在平原地区开展游击战争，能否在平原建立根据地？最初还拿不准，不能肯定。”

　　为了消除这些顾虑，在平原地区顺利开辟和建设好根据地，邓小平提出了开展艰苦奋斗的斗争“真理”：“伟大胜利之获得，如果只归功于正规军队的努力是绝对不够的，而必须同时归功于普遍的民众游击战争之开展”，“只有充分估计广大民众游击战争的不可摧毁的力量”，才能支持我们军队在平原的抗战、开辟和建设好根据地，以应对将来可能出现的更加艰苦的局面。正如 1938年 4月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平原游击战的指示》所强调的：“在目前全国坚持抗战与正在深入的群众工作两个条件之下”，在平原地区开展游击战争也是有可能的。我们党在平原地区建立根据地、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一个重要突破口就是做好群众工作，取得群众支持。邓小平认为，人民群众是重要的抗日力量，“只要你是真正抗日的部队，他们愿意把最好的东西送给你吃，他们不避危险地为战争服务，他们热烈地慰劳作战的部队”，取得群众支持对于我们党在平原地区开辟和建设根据地具有重大意义。

　　（二）充分肯定群众为建设和巩固根据地所作的重要贡献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邓小平曾饱含深情地称赞：“人民是一切的母亲，是对敌斗争一切力量的源泉”，充分肯定了广大群众为建设和巩固根据地所作的重要贡献。

　　首先，群众积极参军、参与群众性游击战争，实现军民共同抗日。邓小平认为：“军民结合起来，才能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他高度肯定了根据地群众踊跃参军的良好风气，指出：广大群众“不断把自己的父兄子弟送入自己的子弟兵和民兵”，“近两年来每次兵员补充任务不到十天就可以完成而且超过”。此外，群众还被组织起来成立自卫队，承担站岗放哨、破路藏粮等工作，配合正规部队共同抗日。许多群众还积极参军，使八路军在兵源上得到了有力保障，仅在 1940年参加自卫队、青年抗日先锋队等群众武装的冀南群众就“当以百万计”。此外，太行、太岳的群众也广泛参与了百团大战和破坏铁道、公路斗争。这说明抗战中群众参与战斗“是非常热烈而成绩卓著的”。

　　其次，群众积极参与生产，为根据地的经济发展提供物资保障。在党的合理负担、减租减息政策引领下，根据地群众生产热情高涨，积极参加农业生产，春耕秋收、积肥施肥，同时还参加植树、修渠、打井、造水车等工作。根据地群众还发展了初步的手工业生产，“自制的香烟等已够本区供给有余，且有部分的出品，如布匹、毛巾等棉织物和纸张，能够往外运销”。同时，根据地群众还自发组织起了各种形式的生产互助合作社，更进一步提高了生产效率。1944年，邓小平总结道：“七年来，太行人民出的公粮不下三百万石，还有款子、军鞋、支差及其他负担，全区同胞的确是尽了一切力量的”，“我们的工厂，也是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进行生产，保证了战争的供给。工人职员们努力的成果，是值得夸耀的”。

　　（三）反复强调根据地各项工作要密切联系群众

　　邓小平认为：“得人者昌，失人者亡，这是一个浅近的真理。离开民众，坚持敌后抗战是不可能的”，“经验尤其证明：谁关心人民的问题，谁能帮助人民想办法去和敌人斗争，保护人民利益，谁就是群众爱戴的领袖”。他严肃批评了不重视群众的观点：有些人“始终抱着害怕民众的观点，他们不愿意群众真正地组织起来。他们宁愿采用一种空洞的机关来代替正在开展的群众救亡运动”。“离开群众来建设布尔什维克党是不能想象的”，“有了广大的群众运动，才有真正的布尔什维克的党”。

　　因此，邓小平多次强调深入基层、联系群众的必要性。他要求，“必须注意干部与群众的关系，教育干部和群众领袖防止脱离群众的倾向”。他鼓励各级干部“经常下乡，召集群众讲演、士绅谈话、座谈会，慰问抗属，解答群众各种问题，反对机关主义”。军队工作也不应脱离人民群众，邓小平指出：“游击队应是土生土长的，要与当地群众结成亲密的关系，要有坚决与敌斗争，保护人民利益的决心，要为人民所信赖。”“军民一体，正是我们能够坚持敌后抗战，巩固并发展根据地，克服一切困难的力量。”他强调，根据地各方面工作都要主动深入群众之中，“与人民打成一片，同人民建立血肉不可分离的关系。要了解人民大众的问题，并帮助他们解决这些问题”。这样才能获得群众支持，为根据地的发展壮大奠定坚实基础。

　　二、坚持党的领导是做好群众工作的 核心要求

　　通过对抗战局势和晋冀鲁豫根据地实际情况的观察和思考，邓小平指出，一方面，重视、依靠群众是开展好群众工作的首要条件，必须争取人民的支持和拥护；另一方面，也必须看到群众自身存在的一定局限性，开展群众工作不能离开党的领导，坚持党的领导是做好群众工作的核心要求。

　　（一）客观指出群众自身存在的局限性

　　从当时根据地的实际情况来看，群众自身存在的局限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文化水平低，政治觉悟不高。敌后根据地的普通群众绝大多数是目不识丁的农民，面对敌人往往本能地害怕，不敢参与到抗日的队伍中。邓小平指出：“群众的心理是害怕敌人，不相信军队和民兵力量。”加上一些传统观念的束缚，政治觉悟普遍不高。如在征兵问题上，有的群众受“好子不当兵”的封建思想的影响，以及缺乏“民族的教育特别是抗日的教育”，应征意愿并不强烈，甚至加入土匪和会道门等一些反动组织，限制了根据地抗日武装的充实。对此，邓小平分析：“民众不能充分认识国家已经到了存亡绝续的关头，以最高的民族仇恨，奔赴抗日的前线，反会产生和增长避免兵役的心理。”他认为，应当用多种教育和宣传的手段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激发他们的抗日热情。

　　其次，容易受敌人蒙骗。日本帝国主义为了达到侵略目的，在文化上采取奴化政策，通过各种手段腐蚀和消灭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和斗争精神，他们焚毁中国的文字典籍，屠杀监禁爱国知识分子，建立汉奸机关，豢养汉奸文人，鼓吹“中日亲善”“共存共荣”和“东亚新秩序”等奴化思想。日本侵略者还建立了所谓“治安维持会”，通过一些“小恩小惠”来欺骗流亡群众，甚至妄言“要以五十年至百年掌握民心”。在此背景下，群众很容易受到蒙骗。邓小平敏锐地揭露了敌人的阴谋，指出他们“以迎合农民的落后心理，企图消除国人对敌人之仇恨，而遂其亡我国家，灭我种族的目的”。因此，邓小平提醒根据地军民要提高警惕：“不要以为他们光是剥削人民，不懂政治斗争，他们也可能以一时之让步，取得人民之拥护。这些是更厉害，更严重，更值得警惕的。”

　　最后，缺乏科学的斗争方法。面对穷凶极恶的日本侵略者，未经科学训练的群众很难展开正确斗争。如在反“扫荡”斗争中，邓小平发现：“只有军队作战，群众一般是怕战争，无组织状态，以家庭为单位逃跑或不逃跑，不相信空室清野。在没有军队活动的地方，敌人横冲直闯，大烧大杀，人民损失很大，战后悲观失望。”这说明群众自身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做好群众工作，迫切需要正确的领导。邓小平认为，在严重斗争形势下，群众容易出现慌张害怕的现象，但在党的领导下，进行“正确的指示与深入的动员”，可以培养群众掌握科学的斗争方法，“不断地增强民众的战斗力，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

　　（二）强调党是领导一切的核心

　　1943年 2月，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太行分局高级干部会议上明确提出：“党是领导一切的核心”。他进一步分析了党与群众之间的关系，即中国共产党人“不仅要认识世界，而且要改造世界，不仅要当群众的学生，还要当群众的先生，党不是要发展群众运动中的自流性，而是要使党的方针在群众运动中获得实现”。这指明了党在群众工作中的领导地位，党要作为“群众的先生”，为群众工作举旗定向，以免发生偏差。

　　在邓小平看来，包括群众工作在内，党的领导是全方位的，“一切组织，如军、政、党务、群众的团体，均统一在党委会的领导下面工作”。这是与中共中央的精神相统一的。1942年 9月，中共中央正式发出指示，党在根据地“应该领导一切其他组织，如军队、政府与民众团体”，“根据地的建设与民主制度的实行，要求每个根据地的领导一元化”。邓小平在根据地的具体工作中贯彻落实了中央指示，并指出加强党的领导的现实意义：“过去经验证明：一元化实行得好的地方，对敌斗争才有力量；如果内部磨擦，互相埋怨，结果只会放松或放任对敌斗争，遭受很大的损失。”可见，加强党的领导，不仅符合中央政策，又有利于现实斗争，是根据地长远发展的根本保障。

　　当然，有的同志误以为党的领导代表党要包揽一切。邓小平将这种错误观点概括为“以党治国”，认为这是忽视民主和脱离群众的表现，是错误的。他强调，“党的领导责任是放在政治原则上，而不是包办”。

　　（三）注重加强党的建设

　　考虑到“今天的党与过去不同了，不只领导党，还要领导军队，帮助政府，领导群众”，邓小平指出，要建设一个坚强有力的党，“树立党的威信，在斗争中使群众真正认识党，使党成为群众的党”，更好发挥党的领导核心作用。1940年 5月，他主持起草《一二九师抗战以来的工作总结报告》，在报告中提出，建设巩固的模范的抗日根据地，党的建设是三大工作之一，“中心放在密切党与群众的联系上”。

　　加强党的建设，首先要求党员干部在政治上要自觉与党中央保持一致，切实把中央的精神落实到群众工作中去。邓小平提出，党员干部要“了解党的路线，忠实执行党的路线”，“真正保证党的路线之实现”，“要真正地把握住党的路线，和群众搞在一起，艰苦奋斗，支持战争，不要因新的环境改变方针”。

　　其次，健全和巩固各级党组织，为领导和开展群众工作奠定组织基础。“创造真正的有战斗力的党支部、区委、县委”，“真正把工作放在下层，了解下层，帮助下层，替下层解决困难”。在和下属谈话时，邓小平强调，应该把重点放在地方党组织的建设上，“党的最根本的任务就是抓组织建设，逐步发展和壮大党组织的力量，提高党组织在群众中的威信”。

　　最后，加强作风建设。邓小平要求，广大党员要对不良作风进行主动整改，“如果是一个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的人，就一定要整风，改造思想”。在他的领导下，1943年晋冀鲁豫根据地开展了整风运动，一些“形式主义的生产领导，简单生硬的工作方式”等脱离群众的不良做法得到纠正。通过作风建设，党员干部的面貌焕然一新，党的战斗力显著增强，推动了根据地群众工作的进一步开展。

　　三、实事求是是开展群众工作的基本方法

　　做好群众工作需要科学的方法。晋冀鲁豫根据地面临的局势复杂多变，根据地内外不同地区、不同阶层的群众在需求上各有侧重。因此，邓小平认为，做好群众工作，必须要根据实际，运用好实事求是的思想和工作方法。

　　（一）做好调查研究，掌握实情

　　开展群众工作的第一步就是要做好调查研究，掌握实情，从而制定科学有效的群众工作政策。邓小平重视针对基层的调查研究，以获取各方面群众的真实信息，他认为：“要普遍地做宣传工作、调查工作，要拜访士绅、老百姓，随时了解风俗人情”，要“耐心地细心地来分析和了解问题，从各方面了解问题”。

　　为掌握实际情况，邓小平曾经多次深入到根据地下属各地区视察工作。如 1942年 5-6月，为推动晋豫边界中条山根据地的发展，邓小平曾前往中条山地区进行详细视察，并召集当地负责人座谈，对当地工作提出针对性意见。6月底，邓小平结束视察，在随即召开的中共中央北方局会议上，根据自己的调查研究作了工作报告，提出了“工作中心是发动群众”，“用深入的群众工作来搞好财政工作，保证其他工作的完成”，“要用各种形式发动群众、组织群众，领导好群众斗争”等要求。邓小平基于调查研究所作的报告，内容详实，建议可行，得到与会同志的一致认可。会后北方局充分吸收邓小平提出的意见，发出了《对中条区工作的指示》。再如，1945年 1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针对冀鲁豫区存在的“各项政策尚未完全上正轨，根据地的群众基础尚不巩固”等问题，邓小平亲自带队去冀鲁豫根据地调查、指导工作。邓小平和其他同志先分头到不同的地区进行深入调查，搜集资料，然后仔细听取汇报，认真研究材料。在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后，才着手起草讲话和报告。1945年 6月6日，邓小平在冀鲁豫分局群众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总结了根据地群众工作的经验和教训，为根据地进一步改善群众工作、贯彻中央政策创造了良好条件。正是通过大量调查，邓小平掌握了真实的基层情况，在此基础上得出了科学指导根据地群众工作的方针政策，切实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

　　（二）一切从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在根据地开展群众工作的过程中，邓小平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方法。因为根据地内外各地区、各阶层的实际情况有所不同，他没有照搬照套以往的做法和经验，而是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邓小平提出：“发展力量决定于正确的政策，必须研究每一政策在具体问题上的应用，克服主观主义。”他还强调，如果不把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特别是不愿意联系实际”，则将出现“空洞无边”的情况。

　　邓小平结合具体实际，把晋冀鲁豫地区分为根据地、敌占区以及处在敌我交界地带的游击区和游击根据地四种情况，并进行了具体分析。因为不同地区的敌我力量、群众基础等条件均不相同，开展群众工作必须因地因人制宜，灵活选择工作方法。他强调：“我们要有正确的政策，不仅根据地的政策要正确，尤应在敌占区、游击区要有一套明确的政策”，“在敌占区、游击区采取简单生硬的办法，是必然失败的，而必须照顾那里的环境，一切为保护人民利益打算，提出恰当的对敌斗争方法”。

　　在根据地内部，群众工作的重点要放在组织生产、提高群众的政治和经济地位，激发群众抗日积极性等方面。在党的领导下，晋冀鲁豫根据地组织了一系列群众团体，帮助群众“取消了摊派制度，实行了公平负担，相当地减少了租息，提倡了互助，部分地改善了民生”。遇到灾荒，党还组织军队在农忙季节与群众一起劳作，“人民许多困难被克服了，‘增加生产、改善生活、准备反攻’的口号，响遍了太行山的每个角落”，在改善人民生活的同时，还激发了广大群众的抗日热情。

　　在根据地以外的地区，以上方法便不能简单照搬。邓小平认为，对于一些“我一时不能收复的地区”，党组织应该更加谨慎，“必须采取长期的埋伏政策、隐蔽政策与组织上的精干政策”。执行党的政策也要灵活多变，邓小平指出：“农村中这类问题是很多的，我们很可以按照实际情形，帮助基本群众解除很多痛苦……不能一区一村地去做，可以一家一家地去做。减租减息，不能是二五减租、分半减息，可以少减一些。”对于敌人在根据地以外地区的奴化教育和造谣宣传，加强宣传攻势也是重要任务，“要研究敌人，揭破敌人的造谣欺骗；要利用沦陷区的具体事实，指明亡国奴的惨痛”。在根据地之外的地区开展群众工作，就是要帮助群众稳定生活，宣传共产党的理念，为日后开辟根据地打下基础。正是靠着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工作方法，我们党获得了越来越多群众的支持，根据地愈发得到巩固和壮大。

　　（三）尊重客观规律，及时总结和反思

　　在平原地区开辟和建设根据地、开展群众工作时，难免会在探索中出现一些失误。邓小平尊重客观规律，及时总结和反思，不断改进工作方法，促使群众工作逐步走向完善。

　　1941年 4月，邓小平指出：“敌占区日益扩大，抗战区日益缩小”，根据地的巩固出现了“甚为严重”的问题。他认为，尽管有“敌寇、汉奸从各方面加紧对我们进攻”的原因，但是更主要的还是因为我们自己工作上的弱点。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党政军与群众的联系都非常不够”，“不懂得从加强对敌斗争中去领导群众，振奋群众，教育群众，细心了解他们的痛苦，及时为他们解决疑难”。对此，邓小平首先承认了不足，他指出，与敌人相比，我们“零乱分散与各自为政，所以表现不出大的力量”。同时，他鼓励大家，务必要坚定军民团结抗击敌人的信心，一些地区认真做好了群众工作，局面立马主动了，“这证明只要我们执行正确的政策，积极对敌斗争，任何严重的局面都是能够打开的”。

　　在组织和领导群众开展经济生产方面，邓小平也结合实际情况进行了深入的反思：“主观主义和粗枝大叶的毛病，妨碍了不少工作的进步”，“一些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的作风，如过多的群众会议、干部会议，乃至人民武装过多的放哨和操练，都妨碍了农民的耕作”。他认为，这是因为我们的干部忽略了对群众具体问题的解决，“对生产的事情了解太少，常从主观的愿望去决定问题”，要在今后工作中加以关注和努力纠正。

　　在不断的总结和反思中，邓小平针对局势变化适时优化群众工作方法，推动晋冀鲁豫根据地的群众工作日益深入。正如他总结的那样：“虽然缺点和错误还有，工作做得还不够，但成绩是有的。经过这种纠正，根据地更巩固，我们与人民的团结密切了。”

　　四、全局观念是开展群众工作的重要原则

　　邓小平在指导、开展晋冀鲁豫根据地的群众工作时体现了鲜明的全局观念。在他看来，群众工作要服务于根据地发展全局，着眼于全国革命大局，不能只观其一端，而应眼观六路、整体分析。

　　（一）群众工作要服务于根据地发展全局

　　在思考晋冀鲁豫根据地的发展问题时，邓小平指出：“毛泽东同志提出战争、生产、教育为敌后三大任务，忽视一个都是不可以的。”在根据地开辟、建设的不同阶段，这几项任务也各有侧重。群众工作要服务于根据地发展全局，就需要和不同时期根据地发展的任务紧密结合起来。

　　在开辟根据地的阶段，需要增强武装力量来打开局面。这一时期，做好群众工作的重点一方面是动员群众参军，“应以最大努力，利用一切可能，动员广大民众加入军队，补充现有兵团，组织新的部队，积蓄与扩大国家的武装力量，以支持长期艰苦的战争。”另一方面，则是组织群众性游击战争，“所谓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就是军队与广大人民武装（民兵）相结合的斗争，就是军队行动与人民利益相一致的斗争”，“惟有群众性的游击战争，才能发挥根据地最大的威力”。

　　在巩固根据地的阶段，重点在于发展生产、稳定社会秩序。邓小平指出：“任何一个经济建设的事业，没有广大人民自愿地积极地参加，都是得不到结果的。”因此，根据地把群众工作和发展生产有机结合起来，广泛发动群众从事农业生产，鼓励开垦荒地，提高粮食产量，同时还组织群众生产自救，度过灾荒，群众“在政府有计划有组织的救济之下，仍然充满了对敌人对自然作斗争的活力”。

　　随着根据地各项建设的日益完善，群众工作的重点转向了对群众的教育，帮助他们提高政治觉悟和工作能力。邓小平提出：“在群众工作已深入的地区，应特别着重民主建设、生产建设、文化教育建设、人民武装建设，使广大群众在政治上、经济上、思想上都提高一步”，鼓励群众更加积极主动地参与到根据地的各项建设事业之中。

　　可见，群众工作要依据根据地在不同发展阶段的需求，因势而动，发动组织群众贯彻好党的方针政策，促进根据地全局事业的发展，为取得抗战的最终胜利奠定基础。

　　（二）群众工作要着眼于全国革命大局

　　晋冀鲁豫根据地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它地跨数省，连接华北河南，贯通山东山西，战略位置尤为重要。邓小平指出：“我们在华北不仅要争取敌后坚持的胜利，而且要打下基础，以巩固我党战后在华北的地位。所以，我们今天的努力，不仅是为了抗战的胜利，而且是为了战后的建国”，“我们的一切工作，必须着眼于今天，同时也为了明天”。晋冀鲁豫根据地特殊的战略位置，决定了对其群众工作的考量不能局限在根据地内部，更应着眼于全国革命大局。邓小平认为，晋冀鲁豫根据地的群众工作应当为全国各根据地作好表率，“必须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各阶层的团结，大大发挥人民的抗日积极性，准备足够力量，以反对敌人的蚕食、‘扫荡’和来自各方面的进攻”，通过群众工作巩固和发展好晋冀鲁豫根据地，“以示范于全国”。

　　邓小平用全局观念分析和处理群众工作的做法，得到了中央的肯定。1944年 7月，毛泽东向各根据地领导人发出指示，就推行“三三制”、减租减息、军队轮训、民兵工作等 10个方面提出问题，请各根据地汇报，作为中央决策的参考。1个月后，邓小平就上述问题一一作了细致的总结汇报。毛泽东称赞道：“内容极好。除抄给此间许多同志阅读外，并转发各地参考。我完全同意你们的路线，望坚持贯彻下去。”

　　五、结语

　　抗日战争时期，邓小平在领导晋冀鲁豫根据地的党政军各项工作中，对如何做好群众工作进行了一系列的思考和探索，形成较为系统的群众工作思想，为晋冀鲁豫根据地的发展壮大提供了指导，为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取得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邓小平关于做好群众工作的思想蕴含和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来自人民、扎根人民、造福人民，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和价值追求，丰富了党的群众路线的内涵，可以为今天我们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推动党和人民事业的不断发展，提供重要借鉴。（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

　　来源：党的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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