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与产业工人集中之间的必然联系和逻辑关系？

发布时间：2022-07-02    来源: 天津先锋网    作者：佚名

　　

　　提问：王开轩 商务部欧亚司司长

　　最近在学习《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简史》，其中写道：“成立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地方，多是受新文化运动和五四爱国运动影响较深、产业工人较为集中、已经出现了一批相信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的中心城市。”请问，如何理解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与产业工人集中之间的必然联系和逻辑关系？

　　解读：王 颖 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二研究部编审

　　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背景得以创建，有其历史必然性。这是近代中国历史与革命发展的多因素产物。其中，产业工人集中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

　　党的早期组织成立与产业工人集中之间存在着必然联系。分散的小农经济，构成了中国两千多年封建君主专制的经济基础。直至近代，由于产业工人的出现，才改变了中国社会阶级差别模糊、缺乏现代群体意识、无组织的状况。产业工人是中国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者，其集中和经济地位低下的特点，使他们成为近代中国最进步、最革命、最有远大前途的阶级。产业工人集中的状况，加上广大非产业工人与之结合，有利于无产阶级的组织和团结，有利于在工人中传播革命思想和发展革命力量，从而便于在工人集中的大城市中，形成相对强大的斗争力量，进而成立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政治性组织团体。产业工人的集中、成长、壮大和工人运动的发展，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成立奠定了坚实的阶级基础。五四运动中，中国工人阶级开始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中国历史舞台。随着产业工人的集中、成长、壮大和工人运动的发展，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成立已经到了瓜熟蒂落、水到渠成的时候。在此期间，中国先进知识分子适应产业工人集中的特点进行马克思主义宣传，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紧密结合，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应运而生。

　　上海成立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早期组织，与其产业工人分布最集中有很大关系。由于资本家残酷的压迫和剥削，工人运动在上海快速发展起来。在五四运动期间，上海爆发反帝反封建的大罢工，参加罢工的工人遍及纺织、印刷、机器、电车、航海、铁路、电话等机械产业、手工业和交通运输业。这场工人阶级作为独立力量的政治斗争性质的运动，凸显了上海是当时中国工业化程度最高、产业工人力量最雄厚的地区，展现了以上海工人阶级为代表的中国工人阶级的革命斗争精神，表明上海具备了最适合早期中国共产党人进行组织活动以及后来正式创建中国共产党的条件和环境。十月革命后，苏俄、共产国际已经注意到“上海是最工业化的地区，有比中国任何地方都多的工人”。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以上海工人为代表的中国无产阶级已经具备建立自己的政党领导中国革命的基本条件。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在上海的建党工作展开。1920年5月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探讨社会主义学说和中国社会改造问题。8月，共产党早期组织在上海《新青年》编辑部成立。11月，共产党早期组织拟定了《中国共产党宣言》，指出“共产主义者的目的是要按照共产主义者的理想，创造一个新的社会”。在上海成立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的发起组织，是各地共产主义者进行建党活动的联络中心。

　　北京、武汉、长沙、济南和广州也先后成立了党的早期组织，与产业工人集中都有密切关系。北京、武汉、长沙、济南和广州，都是近代以来中国商品经济比较发达或水陆交通比较便利的通商口岸和中心城市。这些地区孕育了中国早期的工矿企业，聚集了大批的产业工人。到1919年，全国产业工人增加到200多万人。其中，武汉是仅次于上海的全国第二大产业中心，产业工人数量居全国第二。北京、长沙、济南、广州也分别有几万至十几万的产业工人。在这些城市内部，中国产业工人十分集中。从产业类别看，他们大多从事丝织、棉织、煤铁矿、铁路、造船、航运等业。在有些大企业中工人多达数千乃至上万。虽然中国产业工人的绝对人数仅占全国总人口的极小比例，但是它的集中程度超过其他任何社会集团。

　　在地理位置上的集聚，对于产业工人阶级觉悟的形成和提高也产生了直接的影响。近代中国产业工人身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三重压迫，经济和政治地位极端低下，工时之长、收入之低、安全条件之差都是世界上少有的。他们每天的劳动时间，一般都在12小时以上，有的竟达16小时。工资相当微薄，中国的成年男工工资只有外国同类工人的四分之一或六分之一，包身工、女工和童工还要减半。他们没有完全的人身自由，在政治上也毫无权利，不仅罢工是非法的，而且常常遭到资本家和工头肆意侮辱、打骂。他们的劳动条件极为恶劣，既没有劳动保险，也缺乏劳动保护，安全、卫生条件极差，各种伤亡事故不断发生。在残酷的剥削压迫下，工人为了生存以及求得做人的权利而不断起来进行反抗斗争，工人运动快速发展起来。而产业工人在地理位置上相对集聚的情况，有利于工人克服从小生产者阶层带来的观念意识，有利于养成团结性、组织性、纪律性，形成强大的斗争力量。从1914年到1919年五四运动前，有记载的产业工人自发的罢工就有100多次。在此期间，罢工的规模日益扩大，不少罢工超出了一个厂矿的范围，同盟性质的罢工逐渐增多。中国工人逐渐意识到“共同反抗”的必要性，尤其是手工业工人脱离封建行会的限制开展反对东家的斗争，使“工人们倾向于采取独立的集体行动来发泄不满、争取权利”的阶级觉悟开始出现。这种情况正如毛泽东后来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指出的：“工业无产阶级人数虽不多，却是中国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者，是近代中国最进步的阶级，做了革命运动的领导力量”，“他们所以能如此，第一个原因是集中”，“第二个原因是经济地位低下”。

　　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注意结合产业工人集中的特点开展马克思主义宣传，为成立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创造了条件。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在斗争的实践中逐步认识到，只有与劳苦大众的结合，才有可能取得革命的胜利。他们纷纷深入工人阶级中去，宣扬“劳工神圣”的观点，决心“与劳工为伍”，在工人中进行了大量切实的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他们特别注意到产业工人集中的特点，并适应这一特点进行马克思主义宣传，开展党的创建工作。陈独秀1920年2月由北京到达上海以后，开始把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结合起来。为了发动工人起来开展革命斗争，陈独秀到中华工业协会、中华工会总会等劳工团体调查，深入了解上海小沙渡及码头工人的罢工情况，并设立了工人补习学校。他还于4月2日出席了上海码头工人发起的“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成立大会，发表《劳动者底觉悟》的演说，对工人阶级在社会中的重要地位作出高度评价。1920年3月，李大钊在北京大学秘密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倡导知识分子到工人中去。北京大学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一开始就到人力车夫和北大印刷所的工人中进行调查。1920年4月，邓中夏等率领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到长辛店铁路工人中进行宣传，以后建立了固定的联系，使长辛店成为北方工人运动的基地。1920年5月1日，中国工人阶级在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等的组织下，第一次纪念自己团结战斗的节日“五一”国际劳动节。上海、北京、广州、唐山等地的工人都纷纷举行了纪念活动。陈独秀为此进行调查研究和宣传工作，于1920年5月出版《新青年》第7卷第6号“劳动节纪念号”。该纪念专刊除发表《“五一”MayDay运动史》《上海厚生纱厂湖南女工问题》等文章外，还刊载了上海、北京、天津、长沙、芜湖、无锡、南京、唐山等地工人状况的调查。在五四运动后，革命知识分子到工人群众中去，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活动，这不仅使工人群众的阶级觉悟和政治觉悟得到了提高，也使革命知识分子的世界观得到了转变。这样，就为建立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推动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进一步结合，创造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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