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员文摘》、七一客户端报道】画绝丝路的“老小姑娘”,有一个不绝的梦想
发布时间:2024-08-28 来源: 七一网 作者:佚名
91岁“丝路画家”耿玉琨,人生最不缺的就是故事和友谊。
在乌鲁木齐的夏夜,耿玉琨和丈夫赵以雄夜叩西部歌王王洛宾房门,三人一见如故,成为亲密朋友,王洛宾亲自作词作曲,为他们远赴丝路送行;在日本考察写生时,一位热爱中国文化的日本老妇人驻足三个小时欣赏他们作画,此后一直保持书信与电话往来……丝绸之路于耿玉琨夫妇而言,不仅是一条交通线,还是一种文化、一种精神、一种性格。
自1975年始,耿玉琨和赵以雄20多次赴丝绸之路写生考察,东到日本东京、奈良,西达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他们沿线走过8个国家、238个城市,行程约50万公里,创作近万幅作品。
一辈子无儿无女,耿玉琨和赵以雄将出生入死、从时间手里“抢”来的画作视为自己的“孩子”。晚年,他们为能给这些“孩子”找一个好归宿而费尽周折。
一年多前,耿玉琨投身自媒体,她在抖音上分享自己和老伴的丝路故事与画作,很多年轻人被圈粉。“这不就是我们的初衷吗?”新媒体,给老人带来很多挑战、探索和思考。
如今,耿玉琨是无数粉丝眼中的“老小姑娘”,可亲、可敬、可爱。视频里,她可以娓娓道来丝绸之路上的相关故事,博闻强识、思维清晰;她也可以摘掉满口假牙,时而戴个墨镜,时而在耳上别一枝粉色桃花摆摊卖画。“赔本赚吆喝咧!一万不要,一千甭给,二九九你拿走!”演完,耿玉琨乐得开怀大笑。
偕行丝路,志同道合
丝绸之路的烙印是如何刻进耿玉琨和赵以雄的人生里的?
1955年,他们的人生河流交汇了。那年,他们考入中央美术学院,成为同班同学。耿玉琨是班上唯一的女生,赵以雄是班长,也是耿玉琨走进校园认识的第一个男生。爱情对于那时的耿玉琨来说,就是“和他一起画素描、写生,很自然”。渐渐地,同学成为恋人。五年后,他们领到毕业证,也领了结婚证,在教室里举办了简单的婚礼。
他们在专业上不断精进,却受时代所限,未能纵情画笔。
赵以雄从故纸堆中翻出《资治通鉴》《史记》等书,在燕山深处的工厂附近租了一间农房,白天当钳工,晚上躲入小屋读史。他读到古老的东方文化,通过张骞、班超开通的西域之路,与西方的古罗马文明沟通交流。这条被誉为沟通东西方文明的丝绸之路,曾引起国外专家学者的考察热,但在当时的中国几乎没人关注。
何不以画笔捕捉古老丝路的余晖?梦想的种子在赵以雄的心底生根发芽。
1975年,中国历史博物馆(今与中国革命博物馆合并组建为中国国家博物馆)约请赵以雄绘制一幅《天山》油画,他趁机做了第一次丝路考察。大漠风光、雪山草原、古老烽燧、佛寺古塞令他激动不已,回家后就和耿玉琨商量,想再去丝路走一趟。
两人一拍即合,开始为丝路之行作准备。
1975年9月,两人从北京出发,坐了四天四夜火车到达乌鲁木齐,再去天山南北、伊犁昭苏、吐鲁番、喀什等地写生。
耿玉琨记得,跟随考古队进入高昌古城时,他们立即被壮观的遗迹所吸引。考古队长边走边指着遗迹娓娓道来:这是城墙,那是店铺;这里是羊圈,那里是军队的操练场;还有衙署、监狱、作坊、庙宇,随处可见椽子、栅栏的残余,还可以看到席子、陶器、铁器以及残破的家具。
两人恍若穿越时空,回到千年前的丝绸古道。
“做自己最愿意、最向往的事”
“孩子们,你们有没有去过火焰山呀?我跟你们说呀,我们当年在这里碰上一个变了形的孙悟空……”
耿玉琨随便抛出一个故事,都让粉丝们惊叹不已。当年她和老伴数次从早到晚蹲守在火焰山写生,一只苍蝇飞到她的帽檐下躲烈日,“赶都赶不走”,被她戏称为“来借芭蕉扇的孙悟空”。而领略到连当地人都难得一见的雨中、雪花飞扬的火焰山——这样的经历,在他们丝绸之路考察写生的过程中,不过是稀松平常的事。
初踏丝绸之路时,耿玉琨夫妇充满了欢欣与喜悦。1978年第二次同行,他们由库尔勒出发,环行塔克拉玛干沙漠考察。耿玉琨回忆,到民丰县后,他们决定到沙漠腹地100公里的大麻扎去写生。乘坐的拖拉机时行时坏,他们索性跳了下来,转而步行。“太阳逐渐升起,我们也越走越暖和,兴致也高了起来,我还不时唱上几句王洛宾的歌,有一种征服大漠,与先人同路的豪情。”耿玉琨说。
但很快,他们就领略到沙漠的可怕。地平线上浮起一层深褐色土雾,打着旋升腾,“顶天立地”,从远方急速朝他们卷来。两人吓得发抖,耿玉琨的口鼻被风沙呛住透不过气来,身体开始抽搐。“老赵脱下衣服一把蒙在我的头上,随后他也把头伸了进来。”耿玉琨回忆,一个小时后,风势弱了下去,两人钻出衣服,发现身边沙丘统统不见了,“一具被岁月和风沙残蚀的骨架,显露了出来……”
这样的惊险时刻,耿玉琨夫妇遇到过几十次。“当然害怕。没有什么比生命更珍贵,我们是考察,不是冒险。”耿玉琨说,“但那种向往是抑制不住的,只要还有没走过的丝路地点,我们就渴望前去,在作决定时,我们往往想的是可能而不是危险。因为我们做的是自己最愿意、最向往的事。”
“踏遍丝路,画绝丝路”
1989年秋,为全面考察丝路,耿玉琨夫妇自筹经费买了一辆吉普车。从此,他们再也不用一趟趟地搭顺风车,骑毛驴,甚至抬着画箱步行了。
那是一辆银灰色的吉普车,被他俩取了一个昵称“银驹”。
“银驹”见证了他们的万千惊险。1990年,从西藏安多去当雄的路上,车坏了。赵以雄停下修车,耿玉琨找角度准备画画,突然看到百米外有个东西猛地向她冲来。“这不是豹子吗?”耿玉琨转身狂奔。“赵以雄——快上车!”她边跑边喊,速写本飞了,鞋子也掉了一只,两人同时钻进车。刚关上门,听到外面“砰”一声,扭头一看,一只雪豹扑到车门前。雪豹围着车不停打转、扑门,“银驹”左摇右晃。绝望中,一辆军车停在他们面前,豹子吓跑了。下来三名军人,问过事情缘由后,帮他们修好了车子。
去拉萨途中,耿玉琨晚上睡得沉,老伴赵以雄害怕她在睡梦中缺氧“睡过去”,不时叫喊:“耿玉琨!耿玉琨,你还活着吗?”“活着呢。”耿玉琨应声。
路上老伴的一句话,让耿玉琨“终生难忘”:“你要是在这条路上死了,我就把你的骨灰放在副驾座上,继续把丝绸之路走完,再带你回家!”
90岁再“创业”
有人说,耿玉琨和赵以雄其实超越了画家的界限,他们做的是历史学家、考古学家的事。耿玉琨夫妇曾在新疆和田发现了许多洞窟遗址,却鲜见壁画,反倒有许多被盗掠的墙壁遗迹。为了考察新疆壁画,耿玉琨夫妇专门在1985年进行了一次壁画之旅,但看到的壁画却不多,也不够精美。为什么同一条丝绸之路,在敦煌有那样举世无双的壁画,在新疆却少见踪迹?带着问题回到北京,他们翻查历史资料,请教美术史专家,又去考古所拜访相关人员,了解到因为新疆经过历史上数次劫掠,所以境内的壁画已所剩无几。耿玉琨夫妇请考古所的同志帮助收集流散海外的丝绸之路壁画资料。
丝绸之路太长,但人生太短,当耿玉琨夫妇告别丝路回到家,已经是古稀之年。老伴赵以雄晚年遗憾,“回来得太晚”——没来得及将带回来的丰富资料进行再创作转换成思想,他就病了。
2019年11月,赵以雄去世后,耿玉琨一心投身于建设丝绸之路艺术馆的执念中。
“老伴离开时,握着我的手,含着泪却说不出……”耿玉琨豁达开朗,唯有谈到此事时黯然落泪,“我知道他是心有不甘,他看不到‘孩子们’展现出去的那一天。所以我要坚强地活着,完成我们最大的心愿,给我们的丝路梦想画上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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