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里的纪律故事｜“狱中八条”中的政治纪律

发布时间：2024-08-28    来源: 七一网    作者：佚名

　　

　　2018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重庆代表团审议时，将“狱中八条”读了出来①。被习近平总书记如此看重的“狱中八条”是如何诞生的？又蕴含着什么深刻启示？让我们翻开这份红色档案，去聆听先烈们的深切嘱托。

　　

　　狱中凝结血泪嘱托

　　1948年9月，在成都开展统战工作的共产党员罗广斌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送至重庆渣滓洞监狱关押。他在参加狱中斗争的同时，收集同志们关于经验教训的看法，想着有朝一日向党组织报告。

　　1949年1月16日，是江竹筠的丈夫彭咏梧烈士牺牲一周年的日子。监狱各室举行追悼会，传观了许多自制纪念作品，并纷纷向江竹筠致敬。当天，江竹筠在狱中起草了一份有关总结教训的讨论大纲，向同志们做出回应。讨论大纲分“被捕前的总结”“被捕时的案情应付”“狱中学习情形”三个部分，每部分都有详细提纲。收到这份讨论大纲的同志在狱中进行了讨论。2月，罗广斌被转押到白公馆。他与同室难友刘国鋕、王朴、陈然等对重庆党组织所遭受的重大破坏进行了深入讨论。狱中同志认为刘国鋕、罗广斌最有可能活着出去，就将有关总结教训的讨论结果向刘国鋕、罗广斌两个人汇集。

　　

　　1949年11月27日，国民党反动派在溃逃之前实施了震惊中外的“一一·二七”大屠杀。刘国鋕壮烈牺牲，罗广斌成功脱险。为不辜负狱中难友嘱托，罗广斌在最短时间内，把狱中同志对党组织的最后寄语写入《关于重庆组织破坏经过和狱中情形的报告》（以下简称“《报告》”）。12月25日，罗广斌将《报告》上报中共重庆市委。

　　《报告》共七个部分，第五、六部分已经遗失，现存第一、二、三、七部分和第四部分的大部，共2万多字，内容分别是：案情发展（《挺进报》被破坏的经过）、叛徒群像、狱中情形、脱险人物、狱中意见等。其中，第七部分“狱中意见”共八条。

　　1989年，根据川东地下党老同志萧泽宽等提供的线索，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研究员胡康民在重庆市档案馆找到了这份《报告》并加以整理，将“狱中意见”八条内容概括为“狱中八条”：

　　1． 防止领导成员腐化；

　　2． 加强党内教育和实际斗争的锻炼；

　　3． 不要理想主义，对上级也不要迷信；

　　4． 注意路线问题，不要从右跳到“左”；

　　5． 切勿轻视敌人；

　　6． 重视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经济、恋爱和生活作风问题；

　　7． 严格进行整党整风；

　　8． 惩办叛徒特务。

　　这八条血泪建议，发人深省，是一份珍贵的党史资料、一份厚重的党性教材、一份沉甸甸的政治嘱托，对全面从严治党、推进自我革命具有重要启示②。

　　注意路线问题

　　面对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反共逆流，1940年5月，中共中央提出“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十六字方针。周恩来在重庆领导中共中央南方局严格执行这一方针，专门提出“三勤”（勤学、勤业、勤交友）“三化”（职业化、社会化、合法化）进行贯彻落实。川东党组织也进入了“荫蔽精干”的工作阶段。

　　1947年下半年，解放战争由防御转入全国规模进攻，中共中央要求国统区党组织积极创造条件，准备和发动农村武装起义，开辟农村游击根据地，以配合解放战争③。10月，上级指示川东党组织，要以农村工作为重点，城市支援农村，发动武装斗争，建立农村游击根据地。川东临委贯彻上级方针，积极开展农村工作和武装斗争。武装斗争的个别领导者急切想发动武装起义，在具体行动中出现了一些问题。《报告》指出，“没有踏实的群众观点，一点一滴的从教育农民、组织农民，从生活斗争开展，而一开始就采取最高形式的‘起义’”。这一时期，川东地区的三次武装起义全部失败，使革命力量遭受损失。

　　1948年初，上级对川东党组织作出三条指示：加强统一战线工作；开展“对敌攻心”斗争；可以发展“特别党员”。根据开展“对敌攻心”的需要，《挺进报》改变发行方针，少在内部传看，主要寄给敌方人员④。这一发行方针一定程度上发挥了教育人民、鼓舞斗志等积极作用，但也不可避免地留下了破绽，给国民党特务的严密侦查提供了线索，造成短时间内大量党员被抓捕。武装起义失败和《挺进报》被破坏，给川东地区党组织造成严重损失。

　　“狱中八条”第四条告诫我们：“注意路线问题，不要从右跳到‘左’。”在任何时候，党组织和共产党员，必须坚定不移贯彻党中央路线，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既不盲目冒进也不畏缩不前，既不偏右也不偏“左”。这是我们党从胜利走向胜利的保证。

　　重视党内教育

　　在复杂的斗争环境下，党组织很难确定每一位入党人员的动机都是高尚的，不断学习和纠错，是保证党组织纯洁性和先进性的重要方式。迫于国统区严峻斗争形势，川东地下党开展党内学习教育有限，这也是一些党员斗争能力不足，极个别党员理想信念崩塌的重要原因。

　　《报告》提到，由于种种主客观因素，使川东领导机构不健全，实际斗争中存在忽视加强党内教育、忽视提高干部质量等问题。时任中共川东临时工作委员会委员、重庆市委书记刘国定公开说：“该学的我都学了，否则我坐不到今天这个位子上。”党员李忠良被捕后立即叛变，就是“由于政策、思想水平的放松”“在思想上没有深入了解他的本质，也没有加以教育”。有10年党龄的李文祥在狱中还说：“懒得读这些理论东西。”

　　“狱中八条”第二条和第七条都与党内教育有关，告诫我们：“加强党内教育和实际斗争的锻炼”“提高一般的政治水平，严格进行整党整风”。陈然说：“我们像矿砂一样，是有好的成份，但并没有提炼出来。”许晓轩陈述了他对党的唯一意见：“希望组织上能够切实研究，深入地发现问题根源，经常注意党内教育、审查工作，决不能容许任何非党的思想在党内潜伏！”先烈们的血泪嘱托让我们明白，重视党内教育，注重党性锻炼，是确保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重要方式。

　　抓住“关键少数”

　　党员领导干部是党的建设组织者、引领者、示范者，是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的重点对象和“关键少数”。领导干部一旦思想堕落、违规违纪，造成的危害极大。1948年，川东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与冉益智、刘国定等几个重要领导人的叛变有直接关系。领导的问题，也被放在“狱中八条”的第一条。

　　当时，个别领导干部思想上消极、落后。《报告》提到，一些老干部没有严格执行“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方针，长期埋伏了，但没有工作，也没有学习，更没有积极要求自己进步，逐渐在思想上、意识上产生了不良倾向，甚至在行动上也反映出来。个别些落后的，但资格老的干部处于无组织无纪律的腐化状态。另一方面，对领导干部缺少必要的监督和警醒。《报告》谈到，“在秘密工作原则下，横的关系不能发生，下级的意见和对上级的批评不容易传达。”

　　正是因为少数领导干部出现问题苗头后，没有给予及时的批评、教育，不能给予有效的监督管理，导致其思想发生褪变，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享乐主义滋生蔓延，长期违反党的优良传统，不断践踏党的纪律规矩，在面临生死抉择时，缺少政治定力，缺乏理想信念支撑，从而寡廉鲜耻，变节投敌。刘国定在建立和发展党的组织工作中发挥过积极作用，但在党内取得一定地位后便私欲膨胀。他平时收入有限却追求享受，一直想娶姨太太，想做生意挣钱，叛变时还和国民党反动派讲价钱，要求当少将、处长。大量党员因刘国定叛变被捕入狱，饱受折磨，他自己却过上了奢靡生活，请两个佣人服侍，每顿没有鸡鸭不上桌。

　　“狱中八条”中第一、三、六条告诫我们：“防止领导成员腐化”“不要理想主义，对上级也不要迷信”“重视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经济、恋爱和生活作风问题”。领导干部是从严管党治党的“关键少数”，要在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上走在前、作表率，形成一级带一级、一级抓一级的示范效应，才能带动广大党员干部真正把纪律严起来，始终保持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作者单位：重庆市档案馆

　　

　　①《巩固拓展党史学习教育成果进一步开创重庆发展新局面》，《求是》2022年第06期。

　　②《巩固拓展党史学习教育成果 进一步开创重庆发展新局面》，《求是》2022年第06期。

　　③《中国共产党重庆历史第一卷（1926—1949）》，重庆出版社2020年版，第504页。

　　④《中国共产党重庆历史第一卷（1926—1949）》，重庆出版社2020年版，第513页。

　　

　　

　　

原文链接：https://www.12371.gov.cn/Item/655452.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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